福建省

这类企业既包括产业类的国有资本经营公司（包括企业的集团公司）、也应包括金融类的（如中投公司）。

另一家存款保险公司——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也几乎倒闭。在1929年的大萧条发生之前，反对存款保险的政治势力在美国国会里一直处于优势地位。

第二，中国人民银行曾经说过，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以后，可以加快银行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但是，无害论也正在发生改变。其中，118个提案建议组建一个保险基金承担存款人的损失，22个提案建议美国政府为存款提供担保，还有10个提案要求银行以购买担保债券（suretybond）的形式为存款提供全额保证。反思：存款保险是否有害美国金融体系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和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导致了对金融体系的反思与重组。佩科拉听证会进一步激化了公众对大银行的抵触情绪，致使银行家彻底失去发言权，无法为自己辩护，也迫使国会立法惩罚大银行。

在清政府管理十三行的措施当中，有一条是要求十三行之间相互承担连带偿债责任。对中国的启示拉詹的反思是否会被广泛接受，还需要时间检验。比如，根据美元的2005年购买力平价PPP测算，中国的人均GDP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一。

现在出口不行了，需要转向内需的扩大。因为在2005年前后，汇率已经变了，再加上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工资已经开始缓慢增长，企业方面已经面临条件的改变，调整和转型的大幕已经拉开，但2008年底的四万亿政策像洪水突然泛滥，有的企业被冲泡了，有的死了，等到洪水被迫退下，剩下的都已经奄奄一息。上海经济评论：其实生产力也和美国差距很大，不能只看到制度上。后两部分土地基本都是零地价，而且还得花很多钱去做这些土地的七平一通，将生地变成熟地。

比方说，沿海大城市的土地建设指标需要放宽，政府在土地一级市场上面的管制要有严有松，不能一刀切，要有反思和改革的考虑。比方说，它们的社会财富主要分布在少数利益集团手里，像俄罗斯八大寡头，他们的势力就很强大，有足够的能力来影响政府。

上海已经开始把培养更年轻一代的干部作为今年最主要的课题进行调研了。那个时候，最严重的现象就是所谓重复建设。更重要的是，这些改革的阻力很大，需要中央有改革的决心。如果没有四万亿这个政策，我觉得我们经济的情况反而会更平稳一些。

但也因为这样，冰箱的价格才能快速降下来。两位经济学家都特别强调了企业家精神。劳动力在城乡和行业之间的流动也是一个长期的因素。最主要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需求条件，一个是成本条件。

现在最怕的就是马上去建立类似印度的那种所谓标准体制，因为在那种体制下，地方政府根本不干事，只向中央政府去要钱，连基础设施都搞不成，后果就严重了。由于调整迟钝，在2008年全球危机之后，它的增长率比中国要低4-5个百分点。

钢行业是最典型的，为什么前十年钢的产能有那么快的增加，因为2007年之前，经济持续高涨，政府没有很好地微调，以至于在2007年才开始急刹车。根据日本经济学家的研究，1960年代开始日本就出现了人口老化的趋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就逐步放缓了。

1998年中国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我们也实行过扩内需的政策，但货币政策相对稳健，甚至有些偏紧，信贷增长不快，结果经济反而比较平稳地过来了，没有大起大落。这些钱哪里来？所以一部分土地需要用招拍挂的方法来解决融资的问题。这样推算，中国经济追赶发达经济体的高增长潜力还应该可以持续20年左右。但即使这样，也不必过于悲观。按照这样的趋势，50年以后，目前最穷的那些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可能达到智利今天的水平。更重要的是，今天与过去不同，企业资产，甚至包括政府资产的流动性也大大增强了，因此，产能过剩的风险就大大降低了。

你查看改革30年的决策过程的资料就会发现，几乎每一个阶段——1980年代分两段，1985年以后那一段，然后1990年代小平讲话，到朱镕基后来的改革，经济学家之间针对同一个问题都是争得一塌糊涂。但是它最终推动了经济增长。

第二可以避免1980年代包干制分权的后遗症，就是地方倒逼中央超发货币，就是说，它保留了原来分权的好处，但是拿掉了分权对经济稳定的杀伤力，把货币超发的机制断掉了。你看几十年来经济学家对国有企业和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讨论得多么深入，包括电力和铁路体制改革，可是，政府并不能很快拿主意。

那时候朱镕基还是副总理，他力推分税制，但下面的阻力很大，他带领60人的队伍与地方进行谈判，希望大家支持分税制。出让的土地一部分用于商业性开发，一部分用于公益性项目，还有一部分用于招商引资。

上海经济评论：日本经济增长因为偶然外部危机而突然出现下降，中国要如何维持发展增长的潜力？张军：按照收敛假说，任何一个高增长的经济都终究要进入低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最高层的改革决心就变成改革能否推行的关键。股票没怎么涨，只有房地产涨。包括1980年代中期那个曾经被认为设计得当的价格税收财政等联动改革方案，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最小一揽子改革，为什么会被当时的领导人抛弃，因为当时的高层看不到这个改革的正面效果是否会大过负面，觉得风险还是太大，不敢贸然行事。

这一点很多国内的经济学家是看不到的。结果怎么样呢？这些危机最终都变成了正能量，为我们的制造业提供了更多发展和升级的机会，这是因为大量的制造业，包括那些加工出口企业，都需要应对这些挑战，要改变，要适应，不然就被淘汰了。

恰恰相反，中国政府手中累积的财富可以令其改革能力大幅增强。所以发展金融，其实就是在利用未来的需求创造今天的财富。

这次，他有很多话要说。在中国的条件下，地方政府逐步建立起来了政府基金收入。

以这个眼光看中国今天的楼市，我们就会发现，如果考虑到人均收入每年接近10%的增长，房价的上涨就更多地反映的是我们未来收入的增长前景。事实上，经济问题太复杂，经济学家也只是瞎子摸象，每个人只是从很小的局部观察来推断整体，依据的是某些理论的逻辑，所以，不可能说得很准。相对而言，日本没有很好地应对危机。我们现在经济减速的微观机制就在这里。

现在整个钢的市场不好，因为房地产形势不好，基本建设放慢了。张军：对，中国人均GDP现在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按照购买力算，大概也不过20%。

现在国内的经济学家很多都在解读城镇化这个概念，担心城镇化会不会变成造城运动，进一步推高中国的投资率，恶化投资回报率。以需求而论，出口与进口的影响正好相反，所以，代表外部需求的其实是出口与进口之差，也就是贸易余额，由于这20年我们的贸易余额只占GDP的4%左右，所以外部需求的力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所以，撒切尔逝世后，英国的工会阶层出来欢呼就不奇怪了。1980年代，成功的改革绝大多数都是自下而上的，一个地区、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有改变的动力，甚至在中央支持之前都先行先试了，如广东、浙江。